洛楓之最新論文解構哥哥的表演藝術及辯證媒體對哥哥的誤讀

資料來源 (Source):台灣《媒介擬想》學術期刊(第三期,二零零五年四月)頁134-146

男身女相.雌雄同體 張國榮的歌衫舞影與媒介論述

洛楓

摘要

作為性別意識強烈的舞台表演者及演員,張國榮在香港流行音樂的演藝領域中,留下了眾多形象獨特、變化萬千而富爭議性的性別形態,從舞台上紅豔的高跟鞋到演唱會裡長髮飄動的雌雄同體,張國榮生前強調的「姣、靚、型、寸」和「雙性身分」,都在在顯影於鏡頭內外如臨水自照的光影裡,不但衝擊社會禁忌、打破性別常規,而且創造新的視覺文化與情色藝術。這篇論文從酷兒理論、性別易裝及雌雄同體等論述開始,落入闡釋張國榮在演藝事業上多重性別的混雜形貌、在音樂錄像裡的男體女服,以及陰柔特質,最後辯釋張的酷兒身分如何引起社會集體的恐同意識,他的自殺身死如何受到媒介的抹黑與攻擊,藉以揭示一個酷兒藝術工作者的努力、勇氣、創造、貢獻和承受的壓力。

關鍵字:雙性情慾、雌雄同體、性別易裝、性別操演、扮裝皇后、男同志的女性特質、恐同症、大眾傳媒。

Queering Body and Sexuality: Leslie Cheung’s Gender Representation in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Natalia S. H. CHAN

Abstract

The Hong Kong Canton-pop singer and actor Leslie Cheung proclaimed in an interview in 2001 that, “I’m a bisexual … I love the film Gone with the Wind. And I like Leslie Howard. The name can be a man’s or a woman’s, it’s very unisex, so I like it.” Cheung’s proclamation interestingly echoes Virginia Woolf’s notion of androgyny in which Woolf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two sexes in the mind corresponding to the two sexes in the body. In her “Imitation and Gender Insubordination,” Judith Butler declares that gender is drag, and it is an imitation and a performance that produces the illusion of an inner sex or psychic gender cor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other words, is performative. It is the production of “self” structured and motivated by various kinds of sociopolitical, cultural, racial and historical forces. Engaging Woolf and Butler’s configuration of body desire and sexuality, my paper discusses the cross-gender identity of Leslie Cheung as a stage performer. I discuss Cheung’s crossover style, his androgynous dressing and makeup in music videos (MV) as well as the media reception of his male/gay femininity in Hong Kong. The purpose of my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body politics, the sexual identity and the gender performativity of Leslie Cheung as a queer subject of position.

Key words: bisexuality, androgyny, cross-dressing, gender performativity, drag, gay femininity, homophobia, mass media.

壹、引言

比較適當地說,我是雙性戀者……我喜歡電影《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或譯《隨風而逝》),而且我喜歡Leslie Howard,這個名字可以是男的或女的,非常中性,所以我喜歡它。1

張國榮在二00一年接受國際刊物《時代》(Time)的記者訪問,談到他的英文名字時這樣說。事實上,Leslie這個可男可女的中性名字,不但標誌張國榮性別意識的取向,同時也浮映了他二十多年來的演藝風格:時而不羈放蕩、時而千嬌百媚、時而雌雄莫辨。出生於一九五六年的張國榮,父親張活海是著名的西服裁縫師,曾替國際知名人士如威廉.荷頓(William Holden)和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等裁製衣服。留學英國期間,張國榮在列斯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主修的是紡織和成衣。2這些童年生活背景和留學經驗,都給予張國榮敏銳的時裝觸角與自我形象的構想,同時亦塑造了他比較上層階級、屬於公子哥兒或世家子弟的貴族氣質及西化形態。如果「性別」如同「衣飾」,可以隨時地更替、變換和錯置,那麼,張國榮引人入勝或引起爭議的地方,便在於他在舞台上層出不窮、時男時女的性別裝束遊戲,一方面為香港的表演藝術與流行音樂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典範,另一方面又處處觸碰了社會大眾的禁忌與性別偏見,因而造就他獨有的傳奇風采。   二00三年四月一日,張國榮從中環文華東方酒店二十四樓躍下身亡,瞬間為他爭議的形象添上更多話題,海內外媒體如香港、台灣、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加拿大,以至歐美等地的報章和雜誌,不但大肆報導,而且多方揣測張的自殺原因,造成媒介轟動,幾近人言可畏的局面。這篇論文,就是基於要為張國榮的性別議題耙梳脈絡而寫的,要從一個演藝工作者舞台姿態的剖析,彰顯張的藝術創造與成就,並且拆解社會大眾對「非異性戀者」或「雙性戀者」存有根深蒂固、約定俗成的成見。論文藉著討論張的雙性形態,雌雄同體及男性的陰柔特質,打開性別論述的空間,跨越舊有社會成規的限制,揭示媒介集體建構「恐同症」(homophobia)的方向和現象。論文的目的不在於判斷真偽對錯,而在於繹解媒介與性別議題之間對衡的張力,從張國榮孤身作戰的性別抗爭中,窺視和反思香港傳媒的權力與暴力。3

貳、雙性情慾與camp的感性

我思想上可以是bisexual,我可以很容易愛上一個女子,又可以很容易愛上一個男子,例如勞勃.狄.尼洛(Robert De Niro),各種不同的角色都吸引人。4

張國榮早在一九九二年的一個訪問裡已公開展示個人的雙性傾向,儘管當時他針對的是電影角色的塑造方法與演出層次,但仍可印證他對性別二元對立的反抗意識。所謂「雙性」取向,就是重新組合男女的性別特質,推倒男女界別的限制和框架,發揮兩性以外更多元的性別空間,體現在張的身上,便是他在演藝領域上走入男女的身分,再走出規範,以驚世駭俗的姿態創造男性可以嫵媚、柔美的形貌。法國女性主義論者凱蓮.西蘇(Hélène Cixous)在她著名的〈墨杜薩的嘲笑〉(The Laugh of the Medusa,按:Medusa,台譯梅杜莎)一文中指出,「雙性情慾」(bisexuality)是在同一個定點上擁有兩種性別的特質,互不排斥,卻共同體現彼此的異同,通過兩種性別的複合,讓身體、慾望與色性(sexuality)達到更和諧、豐富和敏銳的境界。5儘管西蘇的理念只集中討論「女性情慾」(female sexuality)的體驗,但仍可用來轉換闡釋張國榮的性別越界,那既是一種多元性別的貫串、易位、鑄煉和變形,亦是對身體和色性關係的顛覆、瓦解和重新構想。   張國榮的音樂錄像〈怨男〉很能道出這種顛覆的思考,長達四分鐘的畫面盡是各式各樣的男性在鏡頭前不斷更換衣服和裝扮自我,這些男子包括律師、警察、電器技工和推銷員等,他們在日間各有不同的專業身分和形象,而且必須根據各人的職業及職場所需而穿戴整齊,穿上社會公眾認可的西裝或制服。然而,下班以後,當他們進任個人的空間和時間,都不約而同地解除身上的束縛,把領帶、西裝外褸、長褲、襟章、白襯衫和工作帽等拋下,改而換上顏色艷麗、剪裁貼身、式樣誇張的衣飾,趕走由張國榮主辦的易裝舞會,這時候,這些男子不必再顧及個人的職業、身分、社會角色,甚至大眾認同的男性形象,可以肆意地披上桃紅色的上衣、釘滿銀色珠飾的短褸、青綠色的假髮、金色的項鍊、彩藍的羽毛披肩,甚至塗上胭脂和閃亮的唇彩,這些易服的動態,不但彰顯男性跨越性別的內涵與方式,同時亦揭示男性如何在日常生活裡獲得解放,所謂社會制約下的「雄性」形態,可以一下子變為陰柔的嬌媚。整個錄像的意識十分大膽,鏡頭前毫不遮藏地展露男性的身體,讓他們在舉手投足之間揮灑一個變換性別的過程,男性由脫掉西裝與制服,然後洗澡、更衣,到穿上女性化的飾物配件與妝容,無不在在顯示衣服如何改變一個男性的外觀、身體,以至公眾身分與自我認同。此外,易服帶來快感和歡愉,錄像裡無論哪個階層的男性,在更衣的過程上都展現極度的亢奮和高度的狂歡,無論是對鏡自照還是抱著衣服起舞,都表示了易服不但可以變換性別,還可以變換心情,紓解壓力──如果說社會的約定俗成往往要求男性的特質侷限於理智、專業、家庭和社會責任時,那麼,〈怨男〉企圖突破的便是這些性別制約,男人可以如女人一樣喜愛衣服、名牌及裝扮自己,也同樣可以感性地或性感地迷戀自我或他人。歌曲的名字叫做〈怨男〉,容易讓人想起張愛玲的小說《怨女》,所謂「怨」或中國傳統的「閨怨」,一般只是女性的專利或被人詬病的地方,這種「怨」代表陰性的傾向、內在的鬱結與情緒的糾纏,而用在男人身上,卻明顯宣示男人也有「怨」的權利與自由。歌詞由林夕填寫,對於向來酷愛張愛玲文字的他來說,「怨男」的形象不無幾分向女性作家借鏡的地方,藉以折射男性另類的風月寶鑑,例如歌詞寫道:「深閨梳晚妝好叫你欣賞」、「怨男沒有戀愛怎做人」、「傳來迷迭香/太過易受傷只等待你領養/何以你忍心要我喜歡一場」,寫出男性的柔弱、敏感、善變和等待眷顧的心情,男人也可以憂怨(或閨怨),渴望愛情,追求性別自由,這些形貌都與傳統陽剛男人的造像背道而馳。   張國榮在音樂錄像〈怨男〉中的形象,十分符合蘇珊.桑塔(Susan Sontag)討論的camp:華麗、媚俗、帶有頹廢和戀物的色彩。桑塔在她的名篇〈Note on Camp〉中指出,camp是一種感性(sensibility)、風格(style),甚至美學主義(aestheticism),屬於修飾性的、充滿庸俗成分的行為形態及生活風貌,而且極度放縱、奢華和自我沉溺,雖然桑塔討論的是十七至十八世紀時期的西方藝術、文學及生活,但當中揭示的文化視點,仍可借鑑切入討論當代後現代的媚俗文化與表演藝術,例如桑塔說「雌雄同體」(androgyny)是camp的感性中最為突出的形象,它象徵了一種混合性別得來的完美與誘惑力,無論是陰性男人還是陽剛女子,都帶有這種camp的特質,因為他/她們通過性別的跨演與誇飾,將獨有的性別情性表露無遺,免除了也補足了單一或單向性別的缺陷,而這種雌雄合體的形態,往往包括了模擬、戲謔的操演性與劇場特性,並以豐富的物質建立華美、恣意、世俗、怪異而又帶有嬉玩成分和貴族品味的美學風格或美感經驗。6桑塔的論述,很能道出〈怨男〉的錄像風格:色彩斑斕奪目的衣飾、富麗堂皇的內景設置、演員誇張的面部表情與肢體動作、鏡頭偷窺的視角,以及歌詞的靡靡之音及歌者挑逗的聲線等等,都共同塑造一個以物建構而情慾浸漫的世界,讓陰性的男人以流動的性別漫遊其中,而自得其樂。此外,張國榮的演出,不但操演了性別多元的可能性與可塑性,同時也在挑戰觀眾的視覺和感官,鏡頭下他或低頭斜視展露輕佻的笑容,或面向鏡子悉心自我裝扮,都在在陳列了他的camp樣風格,既有他原有屬於上層階級的貴族氣質,也包含經過人工修飾而來的頽廢感、放蕩意識和沉溺形態,將桑塔所言的「雌雄合體」帶入男性陰柔風情的性感領域。   桑塔在她文章的結尾時指出,camp的文化與同性戀情慾(homosexuality)相關聯,她說不是所有同性戀者都有camp的品味,但大多數的同性戀者都具有camp樣風格展示的潛力。7儘管桑塔沒有正式說明「酷兒」(Queer)在camp的文化中存在的式樣和重要性,但其實我們仍可從她的論述中尋到蛛絲馬跡,觸及酷兒與camp的關聯地帶,由camp的怪異到酷兒,中間不是一個歷程的轉變,而是一種風格的交錯,那是說camp的文化本來就帶有酷兒色彩,尤其是當桑塔說Dandyism是camp的一種,而在討論camp與Dandyism的關係時,總以英國男同性戀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作為範例;所謂Dandyism,是一種華麗時尚的自我修飾,以凸顯個人對外觀的極度關注,而在camp的文化裡,是將十九世紀這種修飾風尚帶入現代及大眾媒介的領域中,以戀物的姿態呈現媚俗的傾向。8從這個觀點來看,camp的酷兒色彩,在於它與Dandyism的連繫,是現代Dandy的映現,是貴介公子華麗的媚俗風情,是張國榮在〈怨男〉錄像中一身濃艷的裝扮,以及眉梢眼角的懾魄勾魂。   有趣的是,張國榮的Dandyism早在八0年代已經出現,由於他出身裁縫世家,在事業如日中天的日子,隨意穿上高提耶(Jean-Paul Gaultier)、聖羅蘭(YSL)、亞曼尼(Giorgio Armani)的衣飾,都能盡顯他的貴族氣派,只是,在八0年代時期的他,在主流的音樂及電影中仍以白馬王子、純美天使、反叛青年或不羈情人的形象遊走於香港、台灣、日本等市場,他的Dandyism,仍帶給大眾異性戀慾望的投射,然而,到了九0年代再度復出的時候,張國榮的Dandyism卻來了翻天覆地的轉變,以雙性戀、雌雄同體及性別混合的百變體態,突破舞台的表演方式及電影的人物造像。張國榮依舊穿上聖羅蘭、高提耶、登喜路(Alfred Dunhill)和迪奧男飾(Dior Homme)等各類世界名牌的衣服,但他已不再是八0年代的白馬王子或不羈情人,而是儀態萬千的扮裝皇后(drag queer),既能妖艷、閒雅、高貴和玲瓏,亦能冷酷、野性、放蕩和奢華,激發各類酷兒情慾兒的想像,電影《霸王別姬》與《春光乍洩》、音樂錄像〈怨男〉及〈大熱〉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參、雌雄同體與性別操演

我認為一個演員是雌雄同體的,千變萬化的……9

英國現代小說家、女性主義者維珍妮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在她的名著《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一書中,強調人的思想最高的境界及創作意識的極致是「雌雄同體」的,所謂「雌雄同體」,便是男女兩性的整體結合,無論在身體的感應還是思維能力的拓展,最理想的狀態是雌雄兩性的共同擁有與融合無間,在雄性的因子中有陰柔的特質,在陰性的元素裡有陽剛的屬性,使之發揮、補足和整合人類全能的力量。10吳爾芙的理念與張國榮的主張十分接近,雖然前者討論的是文學創作及藝術思維的領域,後者涉及的是演員的表演層次,但同樣對男女兩性的整合採取認同的態度。對張國榮來說,「雌雄同體」不但是他在舞台上的衣飾裝扮和性別操演,同時更是他對表演藝術的創造意念;張所體認的共有兩個層次:在演藝的範疇上來說,是指演員必須具有男女兩性的特質,使之能深入每個不同角色的各種性情、言行,而在性別的觀念上來說,指的卻是性別的再造功能與多元組合。   張國榮的音樂錄像〈大熱〉很能道出這種「雌雄同體」的再造觀念。錄像的設景採用了《聖經》〈創世紀〉故事的伊甸園,利用電腦合成一個充滿綠色田園風味的世外之境,而又帶點魔幻色彩,當中有阿當、夏娃、蛇和禁果,只是這對阿當和夏娃並非一般概念上的人類始祖,而是被塑造為雌雄莫辨的中性形象,男的長得陰柔嬌媚,女的卻帶有陽剛的英氣,兩人看上去有點像古希臘時期的美少年,無論是身體的線條還是面部輪廓,都具有性別模糊的特質。這種刻意的設置,可以看出張國榮有心把人類性別的原型與鑄造推回太初時期,並以「雌雄共存」的視覺影像揭示性別的原始狀態,那是萬物初生、生機蓬勃,充滿各樣創造的可能,並非男女二分對兩性對立,而是「雄」中有「雌」,「雌」中有「雄」,甚或是兩者揉合而成的第三種中性形貌。此外,在聖經原有的故事中,蛇是誘惑者,是備受咀咒和懲罰的罪魁禍首,但在〈大熱〉的錄像中,張國榮手中的蛇卻擔當了情慾與性別認同的引導者,引導人類(錄像中的阿當、夏娃和觀賞錄像的接收者)識別自我性別身分的挪移和轉化,在鏡頭內中性形象的阿當與夏娃互相對望、彼此挑釁,讓充滿酷兒色彩的愛慾來回激盪,鏡頭外觀影者的慾望對象無論是阿當還是夏娃,都不能避免捲入彷彿對影自照的漩渦中,投射陰性的阿當或雄性的夏娃,在陰陽的對照裡辨認或發現自我另一種性別的面貌。   說到「對影自照」,便不得不提張榮在錄像中的性別形態。他一身「雌雄同體」的裝扮,時而胸前配上蛇的圖案,長髮披肩,腰肢款擺,時而穿上紅色或黑色的透明上衣,意態撩人,時而梳起兩條辮子,縛上分叉的衣裙,對著鏡頭淺笑或凝視,舉手投足之間都在在披現灑脫的解放意識,視性別裝扮如遊戲,戲耍於伊甸園裡,顛覆了世俗的僵化規條。張的肢體語言及視覺影像,帶有強烈的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的意味──美國酷兒論者芭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性」(sex)與「性別」(gender)本來就是一場沒有「原本」(original)、只有「摹本」(copy)的操演(performance),是社會人為的文化建構。打從出生開始,我們便被賦予特定的性別身分,通過教育和學習,不斷重複操練合乎性別類型要求的意識與行為,這是一種模擬、生產和再現的過程,猶如「扮裝者」(drag),窮其一生努力演好一個特定性別的角色,換句話說,是我們先預設了性別的界分,然後才付諸實行,以反覆的演繹強化性別的模式,逐漸使之牢不可破,根深蒂固,成為社會規律。11芭特勒的論述無疑帶有濃重的解構觀念,意圖拆解性與性別被界定為天然與社會文化的二元公式,同時也破除了性別屬性的定見,我們一旦發現性與性別皆由社會約定俗成、經過歷史沉積的排練而來,性別的規範便能易於打破,既然性別不過是一場模擬的操演,當中充滿流動性、變幻感與創造力,同時又具有破毀常規、顛覆主流的力量,那麼每次操演都可以是對性別身分的內容和形式重新的肯定、改變、再造和宣示。就以張國榮在〈大熱〉裡的演出來說,鏡頭下他的雄性身體、雌性裝扮,以及兩性結合而來的合體,都在宣示性別可供再造的潛能,他以自己的身體作為一個政治論述,或一場風格化的表演,刻意營造內外不一致卻又矛盾並存的性別狀態,所謂「身體」、「性」與「性別」,已不再是單一和穩定的存在物質或意識,而是無時無刻不在銘刻、變換、移位和更生;此外,錄像中常常出現的三面鏡子,也是為了要從不同的角度折射張的身體形態,用以彰顯性別的多重面向,以及當中不為人知的隱藏,讓觀影者窺視一個「男體」如何表演/現「女體」的可能。   伊甸園是人類始祖的根源,阿當和夏娃是性別分工的典範,張國榮的〈大熱〉就是從這個根源與典範出發,揭示性別形態的另一種詮釋:阿當不必雄偉,夏娃也毋須溫婉,因為對性別的禁忌愈少,人類的潛能與生活才能愈加開放和自由,相反地,性別的定型愈深,社會的壓制愈多,便會造就無窮的異化、扭曲,甚至悲劇。從〈大熱〉改寫〈創世紀〉的故事看來,張意圖以流行音樂及錄像作為媒介,建造他的性別「伊甸園」,在那裡無性別的禁制,可自由往返或男或女的選擇,只可惜現實的處境並不天從人願,張的男身女相,仍不斷遭受外來的抹黑和攻擊,直到他的身死,爭議仍未能風平浪靜。

肆、性別論述與媒介暴力

Depression。多謝各位朋友,多謝麥列菲菲教授。呢[這]一年來很辛苦,不能再忍受,多謝唐先生,多謝家人,多謝肥姐,我一生冇[沒有]做壞事,為何這樣?

Leslie

  這是張國榮自殺前留下的遺書,內容主要提及他患上抑鬱症,以致無法承擔忍受,文中提及的麥列菲菲,正是他就診的心理醫生。張的自殺身亡,震撼海內外的新聞傳媒,造成沸沸揚揚的轟動,香港各大報章在事發之初連續數天以頭條報導,海外地區如台灣、日本、韓國、中國大陸、美加及歐洲等地的雜誌、報紙及互聯網亦爭相發放消息和評議。然而,作為一個酷兒表演者,在香港性別意識依舊保守的社會裡,張生前引起的爭論,並沒有因著他的亡故而偃旗息鼓,反而激發更多的抨擊,香港傳媒在表面痛惜的言詞裡,隱含對抑鬱症病患者、自殺身死者及同性戀者的三種譴責。這些抨擊,充滿定見和不公平的對待,不但抹殺了一個演員及歌手生前努力不懈打破種種性別障礙的能耐、堅持和貢獻,同時亦凸顯了香港這個高度現代化、資訊化的城市隱藏的恐同意識,浮映了媒介集體歧視的負面形態。   歸納來看,大眾傳媒對張國榮的自殺事件共有三個方面的責難。首先是「自殺帶來社會風氣的負面影響」,持這種論調的人普遍認為以張的名氣與影響力,他的自殺行為會為公眾樹立壞的榜樣,甚至掀起自殺風潮,例如《蘋果日報》的新聞條目:「張國榮跳樓九小時五人輕生 防自殺中心呼籲 傳媒勿廣泛報導」,12又例如《明報》的標題:「張國榮死恐引自殺潮」,13或如台灣的《中國時報》:「自殺會傳染 留心青少年」等,14無不以張的事件啟動社會危機戒備,在有意或無意之間將日常自殺的案例都推到張的身上,試問我們每天翻開報章,又何曾能夠避免形形式式的自殺事件?總有不同階層的人以相同的方式解決各自的生活或感情問題,如要追究,責任何在呢?此外,在這種「自殺風潮」的論述下,部分報章更請來一些社會學者或心理專家,分析張的負面效應,例如《明報》引述應用社會學系教授「不應美化自殺」的意見,指出「有人認為張國榮死得灑脫,留住人生最光輝的一頁……但其實死者對身邊人和社會帶來很大傷害,即使自殺者患抑鬱症,控制不了自己的行為,社會也不應把自殺行為合理化。」15這種論調,無疑是把社會責任強加於一個自殺身死者的身上,要求他即使死後亦難辭其咎地背負種種不良後果,這個邏輯相當詭異及違及人性,「社會責任」凌駕於個體生命的自主性與自決權之上,傳媒不但沒有探究自殺者走上絕路的社會因由與環境因素,反而極力譴責一個已死的受害人惹來太多社會風波,這實在是顛倒本末的做法。   如果說「自殺」是被指認為違反社會的行為,那麼,對抑鬱症病患者的詰難便是香港大眾傳媒對張國榮事件第二方面的反應。他們在報導事發經過或善後的流程之餘,往往喜歡在版面重要的位置附上「抑鬱症的表徵」、「如何紓緩自殺及抑鬱傾向的方法」等欄目,企圖給予讀者在瞭解事件始末的時候有所導向,甚至誘導大眾如何從狹窄的道德觀念、似是而非的論據批判張的身死;同樣,他們也訴諸權威,特意以訪問不同的精神科醫生、社會工作者、青少年志願團體的機構負責人及警務人員代表等,呼籲「情緒低落者求醫」,16殺那間整個城市像忽然染上疫症一般(時值「沙士」〔SARS〕期間),不但對「自殺者」深惡痛絕,同時亦對「抑鬱症病患者」步步為營,部分論述更帶有責備的意味,指出張的事件可能導引大眾潛藏的抑鬱意識,種下「自殺的種子」。17這些論斷,在圖文並茂的設置下,常常帶有危言聳聽的成分,充滿煽情、炒作、臆測和污蔑的指控,彷彿大眾的抑鬱症全因張的自殺而起,他的身死,危害社會安寧,因此要對公眾的安危、精神困擾及生死負上責任。猶有甚者,這些報章報導,以「溫情」、「提高社會警覺」作為幌子,卻意地裡以文字及圖像為利器,肆意鞭撻一個已經無力還擊的自殺者,難怪事後張的同性戀人唐鶴德在《明報周刊》上破例開腔,要求傳媒勿再以文字、語言對張進行鞭屍。18   香港傳媒對張國榮事件的第三項負面反應是對「同性戀者」的否定。部分傳媒工作者在電台及報章上強調不應美化張的自殺行為,同時「不鼓勵同性戀」;19不少報章、雜誌以專題討論方式,把張的自殺歸咎於他的性取向,認為由於同性戀者性向「異常」,感情大起大落,容易有抑鬱傾向,導致性情偏差,最終以自殺作結。這種論述的詭辯之處在於以偏概全,抹殺了社會的實際現況,每天死於感情困擾的自殺者差不多全是異性戀者,難道我們會把這些自殺行為歸咎於「異性戀」的關係嗎?其實,這些言論批判的對象似乎不在於自殺行為,而在於「同性戀」的取向上,將同性戀者列為偏差人物,便於標籤和打壓。史密斯(Barbara Smith)在討論「恐同症」的候指出,同性戀者是社會最無力反抗的邊緣社群,由於他們不像種族、階級和性別歧視那般易於識別,因為容易被迫入暗角,無從發聲;此外,保守的社會意識型態又往往對「色性」諸多禁忌,視若洪水猛獸,認作是最具爭端及威脅性的議題,不利於公眾討論,當遇上衝擊主流異性戀霸權的同性取向時,便會大力壓制,以防暴亂出現,或引起公眾反感。這種恐同意識日經移默化,逐漸變成約定俗成的道德標準,形成集體歧視的心理,同時並把這些歧視合理化和合法化,視作理所當然,久而久之社會的教育、傳媒便會愈來愈不能容忍同性戀者的公開現身。20張國榮事件的悲劇性便是建基於這種社會集體的恐同意識,大眾傳媒為了迎合公眾的厭惡情緒與恐慌心理,便刻意地製造話題,隨意地蓋棺論定,因著對同性戀者的鄙視和否決,而一筆抹殺張國榮自殺身死的個人意願、飽受抑鬱症煎熬的苦楚,以及他曾經在舞台上作過的藝術貢獻。香港資深傳媒人馬靄媛對報刊報導同志議題曾有這樣的批評:

獵奇。偷窺。這是近年的傳媒大趨勢。新聞採訪手法,日漸走偏鋒,報章的標題、記者發問的問題,紛紛以單向思維進行……最濫的「範例」,表現在同志議題上──劃一的派對、沙灘上的偷拍鏡、典型的假同志密探、無日無之的SM萬花筒,拙劣的手法千篇一律。21

馬氏的看法很能道出香港傳媒的弊端所在,不是以窺祕的心理揭發(或偽造)同性戀者種種不符合社會規範的言行,便是採用道德批判的口吻教導(或煽動)大眾歧視同性戀者。香港同志導演關錦鵬也曾經有過這樣的嘆喟:「香港貌似文明,但骨子裡往往比大陸和台灣更保守。人家說文明要接受少數族群,於是我們便表面上接受,但心底內卻仍舊厭惡,這種骨子裡的歧視其實更恐怖。」22曾經主演同志電影《春光乍洩》、曾易服反串演出《霸王別姬》、曾在舞台上妖艷瑰麗、女裝男穿的張國榮,他的性向因著他是公眾人物的身分而備受各方壓力,甚至曾被譏為男人的弱者表現。23他曾經表示過在演唱會Passion Tour之後感到極度的沮喪和情緒低落,因為演唱會上與法國時裝設計師尚-保羅.高提耶(Jean-Paul Gaultier)共同合作創造的雌雄同體演出,不但不獲香港傳媒的理解和欣賞,反而招徠話柄,連帶高提耶也被牽連責罵。24從遠因的角度看,張的自殺身死除了抑鬱的因素外,傳媒的黑手也難避「人言可畏」的嫌疑。儘管在張死後,部分報刊即時改變立場,反過來追崇張生前的性別易裝,但這種做法,只會更加彰顯香港傳媒的淺薄、無知、見風轉舵和前倨後恭的偽善。

伍、結語

一個藝人能夠做到姣、靚、型、寸,男又得女又得,這才算是成功。

張國榮曾在演唱會上這樣說。所謂「姣、靚、型、寸」,體現的不獨是張的男身女相與雌雄同體,同時更流露他對自我陰柔特質的自信和肯定。儘管張的性別易裝、抑鬱症、自殺、同性/雙性戀的身分等曾備受香港傳媒的扭曲和攻訐,但仍然無損他作為一個酷兒表演者的藝術光彩,甚至可以說,張的存在,挑戰了社會單一思維的道德尺度,也測量了大眾對性別的接收和容許程度,借用「達明一派」的曲目以作比喻,張是一個「禁色」的聖像(icon),25在性別開放、多元的空間和世代裡總有他存在的位置。他的身死,令他生前的爭議與對衡剎那變成「傳奇」,環顧香港及海外的華人地區與流行文化的歷史,張的性別越界與藝術境界至今仍無人能夠繼往開來,但他的努力開拓,卻為後來者打開禁忌的缺口和突破的空間,他的成就得來不易,在重重關卡的社會輿論下與道德隙縫間步步維艱。可以說,張的現身,搬演了香港一代camp的文化,帶領受眾走入陰柔的年代,體驗性別再造的潛能,借用林夕為他填寫的歌詞〈我〉作結:

誰都是造物者的光榮 不用閃躲 為我喜歡的生活而生活 不用粉墨 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我就是我 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

張的「男身女相」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璀璨奪目,他的「雌雄同體」是造物者的光榮,儀態萬千,而且相信總有他照耀的性別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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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是 “It’s more appropriate to say I’m bisexual …. I love the film Gone with the Wind. And I like Leslie Howard. The name can be a man’s or woman’s, it’s very unisex, so I like it.” 見Richard Corliss, “Forever Leslie”, Time, May 7, 2001, p.46。 ————

2.Richard Corliss, p. 46.

3.有關張國榮在電影、演唱會和音樂錄像(按:台譯音樂錄影帶)裡的「性別易裝」,可參考我在三年前出版的論文:〈安能辨我是雄雌──論任劍輝與張國榮的性別易裝〉,收錄於《盛世邊緣:香港電影的性別、特技與九七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當時出版《盛世邊緣》,承蒙張國榮慷慨提供華麗的易裝照片,一直深感銘謝;事隔數年,從頭細認故人圖像,竟未有隔世之感。這篇論文,只集中討論當年沒有論及的音樂錄像〈怨男〉及〈大熱〉,以此進一步確認張的酷兒身影,如何挑戰社會道德觀念的極限,從而論辯香港媒介在他生前死後前倨後恭的態度,以及負面的抨擊。

4.羅維明訪問,〈Leslie, Dance, Dance, Dance〉,陳柏生編,《永遠懷念當年情.張國榮》(香港:電影雙周刊出版,2003),頁19。

5.Hélène Cixous, “The Laugh of the Medusa,” Robyn R. Warhol and Diane Diane Price Herald eds, Feminisms: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41.

6.Susan Sontag, “Notes on Camp,” A Susan Sontag Reader, New York: Vintages Books, pp. 103-119.

7.Susan Sontag, p. 118.

8.Susan Sontag, pp. 116-117.

9.林燕妮訪問,〈迷戀當導演,要控制一切〉,香港:《明報周刊》,1738期,2002年3月2日,頁55。

10.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3, pp. 88-89.

11.Judith Butler, “Subversive Bodily Act.”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136-139.

12.《蘋果日報》,2004年11月9日,頁A11。

13.《明報》,2003年4月3日,頁A17。

14.《中國時報》,2003年4月3日,頁8。

15.《明報》,2003年4月9日,頁A16。

16.《蘋果日報》,2003年4月3日,頁A1。

17.《蘋果日報》,2003年4月3日,頁A1,以及《明報》,2003年4月2日,頁A13。

18.〈籲傳媒勿鞭屍:唐唐給哥哥最後的話〉,黃麗玲訪問,香港:《明報周刊》,1796期,2003年4月12日,頁59。

19.《明報》,2003年4月10日,頁C3。

20.Barbara Smith, “Homophobia: Why Bring It Up?” Henry Abelove and Michéle Aine Barale eds.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99-102.

21.馬靄媛作,〈同志編採實錄〉,伍成邦主編,《同志與傳媒》,香港:智行基金會,2001,頁31。

22.袁藹慈訪問,〈同志運動:以寬厚面對挫折〉,伍成邦主編,《同志與傳媒》,頁22。

23.《蘋果日報》,2000年8月2日,頁C3。

24.有關張國榮演唱會Passion Tour的傳媒反應,可參考我的文章〈安能辨我是雄雌〉,頁36-37。

25.〈禁色〉,劉以達及黃耀明作曲,陳少琪填詞,是「達明一派」八0年中期以後的流行音樂作品,內容說及同性愛不為世道容納的苦楚。

參考書目

〈籲傳媒勿鞭屍:唐唐給哥哥最後的話〉,黃麗玲訪問,香港,《明報週刊》,1796期,2003年4月12日,頁59。

林燕妮,〈迷戀當導演:訪問張國榮〉,香港:《明報週刊》,2002年3月,頁54-57。

洛楓,〈安能辨我是雄雌: 論任劍輝與張國榮的性別易裝〉,《盛世邊緣:香港電影的性別、特技與九七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頁9-42。

羅維明,〈Leslie, Dance, Dance, Dance〉,陳柏生編輯:《永遠懷念張國榮》,香港:電影雙週刊出版,2003,頁17-19。

馬靄媛,〈同志編采實錄〉,伍城邦編,《同志與傳媒》,香港:志行基金會出版,2000,頁31-33。

袁藹慈訪問,〈同志運動:以寬厚面對錯折〉,伍城邦編,《同志與傳媒》,香港:志行基金會出版,2000,頁22。

《同志與傳媒》,伍城邦編,香港:志行基金會出版,2000。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Imitation and Gender Insubordination.” Henry Abelove, Michele Aina Barale and David M. Halperin eds.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307-320.

Cixous, Helen. “The Laugh of the Medusa.” Robyn R. Warhol and Diane Price Herndl eds. Feminism: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Jersey: Rutgers UP, 1996. 334-349.

Corliss, Richard. “Forever Leslie.” Time May 7 (2001): 44-46.

LeslieCheung CyberWorld ed. The One and Only: Leslie Cheung. Hong Kong: City Entertainment, 2004.

Smith, Barbara. “Homophobia: Why Bring It Up?” Henry Abelove, et al.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99-102.

Sontag, Susan. “Notes on Camp.” A Susan Sontag Read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103-119.

Woolf, Virginia. A Room of One’s Own and Three Guinea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3.

唱片及音樂錄像目錄

張國榮:〈怨男〉單曲,收錄《紅》,香港:滾石唱片有限公司,1996。

—. 〈怨男〉音樂錄像,收錄於In the Memory of Leslie,香港:滾石唱片有限公司,2003。

—. 〈大熱〉單曲及音樂錄像,收錄於Forever Leslie,環球唱片有限公司,2001。

—. Passion Tour,環球唱片有限公司,2001。